白居易与《百道判》

　　吴 鹏

　　判即判词，类似于今天的裁判文书，是盛唐法律遗产的重要内容。唐代对官员的法律素养要求很高，判词写作是官员的基本行政素质。吏部铨选即选拔官员时，以身言书判四项能力为主要测试内容，其中“判”就是判词写作，以文辞简练、表达准确、说理充分为基本要求。铨选时先试书判，再察身言，判文内容“文理优长”方为合格，通过后才能进入身言的考察环节。

　　唐代判词的范围较广，除司法机关的裁判文书外，还有文人学士自我欣赏制作的判词，官员参加吏部铨选应试时拟作的判词，以及候选人为准备考试而练习拟作的判词。唐代判词有两部专集传世，诗人白居易的《百道判》就是其中之一。

　　备考作判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白居易赴吏部参加选拔官员的“科目选”考试，报考了其中的“书判拔粹”科，该科主要考察经义和律法知识，尤其是判词写作能力。这年的白居易，判词功底还稍显薄弱，便加紧备考，他左手出题右手作答，先拟个案由，然后依律判决并写出判词。

　　几个月的备考时间里，白居易积累了上百道判词，收入《白居易集》的共有101道，其中第89道判词为当年“书判拔粹”科的正式考题，将其扣除后，正好有判词100道，因此被称为《百道判》。由于判文中当事人均为虚构，以“甲乙丙丁”等代称，故又称《甲乙判》。

　　靠着这100道判词，白居易在众多应选人中拔得头筹，拿下“书判拔粹”科。当年白居易是考中“书判拔粹”科的，随后获任秘书省校书郎一职（正九品上）。从校书郎起家后，白居易浮游宦海，虽多有浮沉，却屡罢屡起，最终以刑部尚书（正三品）的身份退休。

　　《百道判》不仅让白居易考试成功，也给其他士子考试提供了重要复习参考资料。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正在江州司马任上的白居易给好友元稹写了一封信，提到了十三年前创作的《百道判》，“不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礼部和吏部的考生都把《百道判》作为标准教材。元稹也对《百道判》给予高度评价，“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靠着新科进士的现身说法，《百道判》在京师名声大噪。

　　《百道判》内容丰富，涉及当时的科举、选官、家庭、婚姻、吏治乃至边防军事等各个层面，集法治观念和礼治思想为一体，合人文精神与现实关怀为一书。下面试举数例，以观察当时唐朝法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河南府“不作为”案

　　如何把握为政与百姓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当时为政者的难点之一，《百道判》中就有这样一个案例。

　　因连日大雨导致洛水猛涨，冲垮了河上的桥梁。两岸百姓来往出行不便，就到河南府上访要求赶紧修桥。官府经研究，答复百姓说：现在大雨还一直在下，不利于施工；如果强行修桥，就算勉强修复，等水位继续上涨，还会再把新桥冲毁，白白浪费人力物力。不如等大雨停了，水势平缓，再修桥不迟，争取一次成功。告示贴出后，还是有人对此表示不满，就通过舆论造势，说河南府官僚主义，漠视民情。一时间“民怨”沸腾，舆情汹汹来袭。请问白居易怎么看。

　　白居易表示，桥梁被冲毁，确实给百姓出行带来了困难，桥是必须要修的，但也要考虑时机。“苟后患之不图，则前功之尽弃。将思济众，固合俟时。征启塞之文，虽必葺于一日；防怀襄之害，未可应乎七星”，在财政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必须考虑成本问题，争取用最小的投入换来更大的成效。现在冒雨贸然修桥必然会被冲毁，还要再修一次。由此白居易作出“判决”，“无取人辞，请依府见”，在修桥这件事上，官府是占理的，作出的决断是正确的，不能因为个别人的牢骚不满就有所动摇，在决策过程中引入民众意见是不假，但要听取正确意见，而不是个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中国古代讲究“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要求将民意作为行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民意又是分散的、复杂的、嘈杂的，议论不定。这就需要官府在听取民意的同时，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以更大多数人的真实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通过舆论表示出来的表面“主流”民意为依归，如此才是真正地接地气、识民情。

　　假冒官员案

　　中国古代信息不发达，官员只凭吏部签发的一纸告身上任，“委任状”上也没有照片可供辨认，这就为一些大胆之徒提供了操作空间。《百道判》中就有这么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钦差大臣”案。

　　丁伪造档案材料，在某地当官数年。“得丁冒名事发”，司法部门准备对其按律定罪。这时，丁的顶头上司节度使出来为其求情，“奏丁在官有美政”，认为丁这个官虽然是假的，但干的事却是真的，他在任上勤勤恳恳，实实在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请免罪真授，以劝能者”，请朝廷念在丁造福一方的份上，免去他的罪过。更好再下道真的告身，让他光明正大地继续在该地当官，现在人才难得啊！“法司以乱法不许”，节度使的意见报上去后，司法部门大怒：假冒朝廷命官不但无罪还有功，简直是岂有此理，坚决给驳了回去。

　　白居易怎么看这件事呢？他在判词中写道，“宥则利淫，诛则伤善”，此案看起来有两难之处。赦免丁吧，可能会让其他人群起效仿，而且百姓会认为冒名顶替的假官要比朝廷委派的真官好，朝廷颜面何在？依法治罪吧，丁确实干得不错，百姓听闻后可能会伤心。

　　看起来令人左右为难，但做事必须有一定原则标准，“失人犹可，坏法实难”，错过一个人才还可以再选，我大唐天下之大，四海之广，人才济济，还愁找不出丁这样的人？一旦在法律上开了宽纵罪犯的口子，那还要不要法度，谁还会相信政府会秉公办案。“见小善而必求，材虽苟得；逾大防而不禁，弊将若何？济时不在于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我大唐虽然在走下坡路，但挽救危局的希望不能寄托在像丁这样的一两个人身上，只有依法治国，依法理政，依法断案，才能真正复兴大唐。因此，对丁必须依法制裁，更不能正式授予他官职。

　　妻子家暴丈夫案

　　中国古代君权父权夫权至上，男性在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中都居于主导地位。可在《百道判》中，却出现一起妻子殴打丈夫的家暴案。

　　，不知因为何故，甲被妻子打得连声哀嚎就是不敢反击。邻居都看不下去了，怕出人命，“邻人告其违法”，就赶紧去报官。衙役赶到后，把甲妻抓到县衙。“县断徒三年”，县府判其三年徒刑。“妻诉云：‘非夫告，不伏’”，甲妻不服，说我丈夫都没上告，民妇无罪。

　　白居易在判词中先讲了一番夫妻和顺家庭和睦的道理，“礼贵妻柔，则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丽刑”，作为妻子，应该以柔顺为美。继而又分析甲妻突然对丈夫大打出手，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很有可能是丈夫犯下大错，激怒了她。但不管事情的真相是什么，那是人家两口子的家务事，县府管不着。

　　按照当时法律规定，“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妻子殴打丈夫，要判处一年徒刑；如果打成重伤，则要加重到徒刑三年。唐代普法教育应该是深入人心的，甲妻注意到了这条法律的司法解释，“须夫告，乃坐”，只有在丈夫主动告发的前提下，才能进入司法程序进行断罪。“招讼于邻，诚愧声闻于外；断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虽昧家肥，难从县见”，既然丈夫没有报官告发妻子，那就不能定甲妻的罪。

　　白居易的这道判词，尽管依律驳回了县府的原判，但字里行间无一不以家庭关系和谐为落脚点。无论是妻殴夫，还是夫殴妻，家暴都是为法律明令禁止的。在法律只能制裁有告发的家暴、无法干预隐忍不发的家暴情况下，官府也只能以礼治的形式介入家庭生活，以填补法律的缺位。

　　白居易以诗歌闻名世，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百道判》其实也一样，从这些为备考而作的判词中，我们可以一观唐代司法运作尤其是裁判文书写作的特点。

　　（作者单位：更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