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看我国古代婚约制度

 □ 张景卫

      在我国古代，婚约制度是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中涉及婚约的内容有许多，如：第15回，王熙凤包揽词讼，退掉张金哥与李守备之子的亲事；第50回，贾母喜欢薛宝琴，因而有为宝玉求婚配的想法，向薛姨妈询问宝琴的年庚八字，被告知已经许了梅翰林家；第64至第69回，贾琏偷娶尤二姐，尤老娘出面与张华之父商量后退了尤二姐与张华的婚约；第66回，在贾琏、薛蟠的帮助下，柳湘莲以鸳鸯剑作为婚约之物赠予尤三姐。这些虽是在于叙事，但也真实地反映了古代婚约的法律特点。

　　婚约的特点

　　 婚约是婚姻的必备要件。婚约，即结婚的约定。婚约产生于奴隶社会，《礼记》记载：“娶则为妻，奔则为妾”。“娶妻”需要一套完整的礼法程序，所娶之妻方为合礼、合法。即使是平民百姓，结婚礼仪可有所省略，但“婚约”始终是必经程序。

　　上述张金哥、薛宝琴、尤二姐三人，均在结婚之前订有婚约。即使尤三姐、柳湘莲父母双亡，且后者是游侠，欲成姻缘，仍需婚约，最终在尤三姐的姐夫贾琏、柳湘莲的义兄薛蟠的帮助下，柳湘莲以传家鸳鸯剑交与尤三姐“拿去为定”。

　　婚约与爱情无关。婚姻以爱情为基础，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婚姻观。但在古代社会，婚姻则与爱情无关。婚姻是双方家族、家庭的事情，订立婚约也着眼于祭祀祖宗、延续子嗣，讲究“门当户对”，并不征求婚约当事人双方的任何意见，家主的考量和喜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可以根据交情指腹为婚，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为子孙订婚。

　　第50回，贾母未征求宝玉意见，就因自己喜欢宝琴而“细问他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第64回叙述尤二姐与张华的婚约时，写到张华父亲与尤老娘前夫相好，故将张华与尤二姐“指腹为婚”；第68回，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哭诉贾琏偷娶尤二姐，说他“背着父母私娶”。

　　婚约需要严守。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婚姻自由不同，我国古代都承认婚约的法律约束力，婚约涉及的各方如媒人、主婚人、婚姻当事人及其家族等均要严格守约。婚约未经解除，各方均不能将当事人另行婚配。

　　书中第15回，长安府府太爷的小舅子李衙内看上已被李守备的公子“聘定”的张财主之女张金哥，便上门求亲，但李守备家不退定礼，致张家左右为难，最终张李两家对簿公堂。张家托水月庵老尼净虚找到王熙凤斡旋，后凤姐借贾琏之名修书一封给长安节度使云光，使云光断了解除张金哥婚约的官司。只是不想张金哥知义多情，得知解除婚约后自缢身亡，而守备家公子痴情，也投河自尽。最终导致张李两家人财两空，王熙凤却“坐享了三千两”银子。第50回写道，在薛姨妈告知贾母，宝琴已“许了梅翰林的儿子”后，贾母也就不提了。第64回，贾琏偷娶尤二姐时，贾家虽显赫，贾琏也不敢在尤二姐婚约在身的情况下迎娶，还是由贾珍父子出面，逼张华父子写了一张退婚文约，让“尤老娘与银十两，两家退亲”。

　　婚约的作用

　　证立婚姻合乎礼法。行至东汉，“六礼”入律，其地位由奴隶社会的礼仪、习惯法上升为制定法，其后一直延续至清代。有婚约始有婚姻，无婚约即无婚姻，婚约的订立与否，关系着婚姻是否合法、合礼。

　　 第79回薛蟠悔娶河东狮夏金桂，迎春误嫁中山狼孙绍祖中写道，香菱向宝玉提及薛、夏婚姻时，说薛蟠出门贸易，作客“桂花夏家”时见过夏金桂，“当时就一心看准了……和这里姨太太凤姑娘商议了，打发人去一说就成了。”提及迎春的婚姻时，王夫人说“又有邢夫人遣人来知会，明日接迎春家去住两日，以备人家相看。”由此可见，尽管这两例姻缘均以悲剧收场，但薛家和夏家、孙家和贾家均按照当时礼法要求，履行了订立婚约的手续，属于合乎礼法的婚姻。

　　 区别妻妾身份。封建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妻妾身份有云泥之别，《大清律例增修汇纂集成》记载：“聘为妻，奔为妾”，六礼不备谓之“奔”。正式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聘定迎娶的女子才是妻。妾的实质近似于婢，妾只能“纳”，而不能“娶”，妾是没有资格经过聘定程序订立婚约的，否则就触犯了“停妻再娶”之罪。

　　《红楼梦》对纳妾着墨较多，但并无为妾订立婚约、举行婚礼仪式等内容的描写。如第2回，贾雨村纳甄士隐的丫鬟娇杏为妾时，无任何仪式，只“乘夜只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进去了。”第65回，贾琏偷娶尤二姐时，是“一顶素轿，将二姐抬来”。第69回，贾琏为其父贾赦办成了事，后者“十分欢喜……又将房中一个十七岁的丫鬟名唤秋桐者，赏他为妾。贾琏叩头领去。”不仅如此，凤姐的得力助手、全书重要人物——平儿，则连个仪式都不曾有，就成了大家默认的贾琏之妾。

　　约束婚约各方。清律：“愿者同媒妁写立婚书，依礼聘嫁。”婚约具有法律约束力，随意悖约、毁约将受到法律制裁。如《大清律例·户律·婚姻》男女婚姻条规定：“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娶者，（男家）知情（主婚人）与（女家）同罪，财礼入官……男家悔（而再聘）者，罪亦如之”等。清代法律还对假冒当事人身份嫁娶、婚约期限未至而强娶或婚约期限届至而违期等进行了详细规定。由此可见，婚约的效力相当于现代法上的婚姻登记，而迎娶则只是仪式而已。

　　《红楼梦》中，不管是王熙凤弄权退掉张金哥与李守备之子的亲事、贾母询问宝琴年庚八字，还是尤二姐与张华解除婚约，均体现了婚约的法律约束力。第60回，柳湘莲先以鸳鸯剑情定尤三姐，后反悔欲要回鸳鸯剑时，贾琏劝说：“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为定。岂有婚姻之事，出入随意的？”这说明婚约十分重要，不能随便解除。

　　婚约的形式

　　《唐律·户婚律》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嫁婚书，但受聘财时亦是。”后世宋、元、明、清律皆延续该规定，如《大清律例·户律·婚姻》规定：“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同时还规定：“虽无婚书，但收受聘财亦可。”由此可见，古代婚约形式主要有三：婚书、私约及聘财。

　　婚书。婚书是男女两家达成的许诺结亲的法律文件，类似于合同，由通婚书（男家向女家提出定婚请求的文书，类似于要约）、答婚书（女家同意男家定婚请求的文书，类似于承诺）构成，由男女双方主婚人、媒婆画押，一式两份，两家各执一份，并由官府登记备案。婚书记载婚姻当事人情况、主婚人、嫁娶日期、彩礼种类及数量等内容。

　　书中第31回，贾母、王夫人等人谈及史湘云“爱穿别人的衣裳”，王夫人说史湘云“前日有人家来相看，眼见有婆婆家了”；第77回中王夫人说：“又有邢夫人遣人来知会，明日接迎春家去住两日，以备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婆来求说探春等事，心绪甚烦。”以上湘云、迎春、探春婚约形式，因贾家、史家地位高，三人又是正牌小姐，必是有官媒说合后订立婚书，以示庄重。

　　私约。“无媒妁、私下议约者，即私约（《大清律辑注》）。”即未向官方机构登记报备的婚约，称为私约。根据清代法律，私约虽缺乏公权力机关登记备案的程序，但也被官方承认并受法律保护，对缔约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红楼梦》中，一般的平头百姓、奴仆婢女等的婚约，多为私约，如张华与尤二姐的指腹为婚；柳湘莲与尤三姐的婚约，由于柳湘莲“况且客中”，也只能订立私约，以鸳鸯剑作为婚约之物。但即使是私约，也应由尊亲出面订立，而不能由婚姻当事人自己订立，否则视为无效。如第74回，凤姐携人抄检大观园时，发现迎春的大丫鬟司棋与其表弟潘又安私定终身，被众人嘲笑为“鸦雀不闻的给你们弄了一个好女婿来。”

　　 聘财。聘财在今天又称为“彩礼”“定礼”，包括聘金与聘礼，可以二者齐备，也可只备其一。古代律例均规定收受聘财亦是婚约成立的标志。聘财的存在，除了单独具有婚约的效力外，在订有婚书、私约的情况下，聘财还可以增加婚书、私约的效力。另一方面，聘财的返还，则意味着婚约的解除。《红楼梦》中，张财主与李守备两家的官司主要是“退定礼”，退了定礼即意味着婚约解除，张财主才能将张金哥另聘他人；而贾珍父子逼迫张华与尤二姐解除婚约后，则让“尤老娘与银十两”，这意味着：张、尤两家指腹为婚时，也是给了定礼的。柳湘莲赠予尤三姐鸳鸯剑，增强了私约的效力，当他知晓尤三姐的品行后，便索要鸳鸯剑，这是解除婚约的表示。

　　婚约制度有几千年的历史，婚约文化也深入当时人们的思想中。尽管今天的法律已经不再赋予婚约任何意义，但人们对订立婚约仍有所坚持，因为婚约的遵守有利于提高诚信、守约意识。所以，在审判实践中，应慎重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公正地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