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官”白居易的判词写作之道

　　贾清东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因曾任太子少傅，故世称“白傅”。晚年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贞元十八年（802年）拔萃科考试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等职,后历任江州司马及杭州、苏州、忠州刺史，官终刑部尚书。有诗歌作品集《白氏长庆集》遗世。

　　说起白居易，诸君先想起的是什么呢？是左迁九江郡时深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还是作为一名背包客，畅游马嵬驿，歌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中的热爱，还是“花非花，雾非雾”中对于美好的追念和惋惜？

　　除了作为一名的诗人，白居易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思想家。他强调法制的作用，认为不能通过“猛政”“严刑”治理，而应当依靠君主“勤政令以抚之，推诚信以奉之”。主张“理大罪，赦小过”，认为只有通过大兴教化、大兴廉耻，才能减少犯罪。

　　白居易在其仕途的晚期曾在多地担任刺史之职。刺史是一个州的地方长官, “省察治状，黜陟能否，锻治冤狱”,对于地方政事，无所不包。在古代，行政兼理司法，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各级行政长官，所以白居易也有长期审理案件的经历。

　　《白氏长庆集》中收录了白居易所撰写的判词一百零一道，在这些判词中均不列涉案的人名，而只是假设甲乙来拟写判词。白居易对自己的判词颇为得意，曾对人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

　　下面笔者试分析一道，与诸君共赏。

　　案情简介：

　　“得甲牛抵乙马死,乙请偿马价。甲云：在放牧处相抵，请赔半价。乙不伏。”

　　甲的牛抵死了乙的马，乙请求赔偿马的价值。甲辩称：是在放牧的地方抵死的，应当赔偿马的价值的一半。乙不接受。

　　依据当时的唐律，犬伤害他人牲畜的，应当赔偿他人的全部损失。如果是其他的牲畜之间相互抵杀、踏死之类的，应当赔偿他人全部损失的一半。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我国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耕畜作为基本生产资料,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法律对于耕畜的保护也非常重视。而犬类对于农业价值并不高，所以对于犬类给他人损失的赔偿规定比较严格。

　　于是白居易写下这样的判词：

　　“马牛于牧，蹄脚难防，在故误而宜别。况日中出入，郊外寝讹：既谷量以齐驱，或风逸之相及。而牛孔阜，奋骍角而莫当；我马用伤，踠骏足而致毙。情非故纵，理合误论。在皂栈以来思，罚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损，偿则从情。将息讼端，请征律典。当赔半价，误听过求。”

　　大意为，在放牧的地方，马牛之间争斗时，踢蹄顶角的情况在所难免。对于因此造成死伤，要区分故意和过失。白天大家都把牛和马牵到郊外去休息活动，牛马多到经常发生接触。牛的个头很大，顶牛角时凶悍不可抵挡。致使他人之马的腿折伤，进而死亡。这不是故意放纵牲畜，应当按照过失论处。这种损害如果是在厩棚里发生的，应当按照重规定进行赔偿。如果是在放牧的地方发生的，应当按照轻的规定赔偿。按照唐律的规定，赔偿半价即可，对于其他请求予以驳回。

　　白居易的判词，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行文简洁，文采斐然，可读性强。从法理的角度来说，“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比喻甚明”。在本判例中，白居易在简短的意见中，先是分析了本案的起因，言明在放牧的过程中出现牛马相杀的现象，甚为常见。其次，牛之所有人虽然对其管束不当，对于损害的发生虽然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是并没有主观追求损害的发生。最后，白居易分析了案件发生的地点，区分了两种情形：如果是在厩棚中对他人牲畜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较重的赔偿责任；如果发生在放牧的公共场所，则承担比较轻的赔偿责任。综上理由，依据唐律,应赔偿一半的损失。

　　虽然唐律的规定非常简单，但是白居易深发其意，分析了本案发生的各方面原因和条件，充分地释法说明，以服人心。

　　时过境迁。在如今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动物，已经不再有耕畜、非耕畜的区分。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一般情形下，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但是对于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或者是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的无过错责任，一般情形下的免责事由不再适用。

　　中国古代的判词虽然数量很多，但是散佚极为严重，白居易的百道判词能够流传下来，殊为不易，值得今人倍加珍惜。这些判词，既能让我们认识吟诗作赋之外一位别样的香山居士，更能拓展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法律的认知，提升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的文化自信。

　　（作者单位：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