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的副线：为亲复仇

赵进华 覃 翰   

复仇，堪称戏剧永恒的主题之一。《长安十二时辰》以靖安司打击恐怖犯罪、保卫首都长安以及太子党和右相党之间的权力斗争为故事的主线，同样离不开复仇元素的渲染。张小敬为友复仇，怒杀熊火帮三十四人，连上司都干掉了，以致成为“长安死囚”；突厥恐怖分子狼卫潜入长安，呼唤阙勒霍多降临，也是为了要报灭族之仇；崔器的阿兄崔六郎被狼卫首领曹破延勒杀，崔器憋着一口气要手刃曹破延，无形中助长了他与恐怖分子做斗争的动力；至于何孚的为亲复仇，更可看作是全剧的一条重要的副线，对剧情的展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长安安保为何亮起了红灯？因为混入了狼卫。其实狼卫只是龙波的棋子，而龙波的幕后主使是何执正的义子何孚。虽说龙波最后脱离了何孚的控制，何孚作为造意者的身份和作用仍不可忽视。这就牵扯到十八年前的一桩大案。剧中交代，旧历十四年，陈州刺史遭时任御史中丞林九郎弹劾，全家上下七十余口人均在发配途中遇害，仅余一名六七岁的幼子生还。刺史幼子艰辛备尝，逃归长安，机缘巧合被何执正（贺知章）收为义子，从此他获得一个新的身份——何孚。

剧中还交代，何孚的名字乃圣人所赐，这一说法确有一定的史料依据。唐人郑綮《开天传信记》载：

贺知章秘书监有高名，告老归吴中，上嘉重之，每事优异焉。知章将行，涕泣辞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为乡里荣。”上曰：“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子必信顺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谓人曰：“上何谑我耶？我是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非呼我儿为爪子耶？”

私家笔乘未可尽信，亦未必全出于杜撰。可能历史上贺知章的确有一个儿子叫贺孚，不过，那应该是他亲儿子，而不是什么义子。三分实七分虚，是颇为高明的小说戏剧的创作手法，这也是《长安十二时辰》能够吸引读者和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说和电视剧的创作者为何孚这一角色设置了悲惨的身世，目的就是要推动故事情节的展开。何孚作为陈州刺史的后人，从一开始就背负了为亲人、家族复仇的重任。为此，他装痴扮傻，隐忍十多年。终于，在他认为条件成熟的天保三载上元之夜启动其复仇方案，向已为政府首相的林九郎发起了袭击。可惜，何孚识人不明，他找来的雇佣杀手龙波一伙儿醉翁之意不在酒，结果，白白把自己搭上，却未能损林九郎分毫。堪称完美的复仇计划功亏一篑，激动人心的复仇大戏虎头蛇尾，立志复仇的何孚冤仇难申，下场凄惨，令人唏嘘。尤其是当何孚声明其只想复仇、不愿伤害长安百姓的时候，其孝子兼义士的形象一定令观众印象深刻。

为亲复仇的行为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社会根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信条深入人心。当面对林九郎的讯问，何孚脱口吟诗以明心志：“十年心事苦，惟为复恩仇。两意既已尽，碧山吾白头。”这首诗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唐代诗人、官员贺知章，也就是《长安十二时辰》里的何监。该诗题名《董孝子黯复仇》，讲的是东汉孝子董黯为母复仇的故事。董母为不良邻人所害，董黯隐忍十年，终于手刃仇人，为母报仇。董黯的复仇之举不仅得到世俗的认同，而且也获得了朝廷的宽宥。三国东吴虞翻作《孝子董公赞》道：“愤亲之辱，白日报仇。海内闻名，昭然光著。”这不过是对当时这段史事的客观记述。六百年后的贺知章写《董孝子黯复仇》诗，字里行间仍然洋溢着对董孝子的同情和理解。

历史上的贺知章同情复仇的孝子，电视剧中泣血复仇的刺史后人被安排给何执正当义子，自然是顺理成章。然而，从专业的视角来看，何孚复仇的真正悲剧意义其实不在于行刺的失败，而在于道德评价和法律评价的背道而驰。在奉行“依法治国”的大唐，“杀人者死”是律法的基本原则，即便面对为亲复仇行为，律法仍然保持一副冷峻的面孔。剧中，作为被行刺对象的林九郎对杀人不必偿命的现象表示出极度的反感，而其历史原型、唐代权相李林甫的确也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宽宥为亲复仇行为。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蒲州张瑝、张琇兄弟为报父仇，杀死朝廷命官杨万顷，一时震动朝野。原来，早年张氏兄弟之父、巂州都督张审素为人纠弹，朝廷派监察御史杨万顷（当时名杨汪）赴巂州查办该案。杨处事不当，对朝廷奏称审素谋反，构成其罪。结果，审素本人处斩，家产被抄没，两个儿子张瑝和张琇，以年幼流放岭外。张氏兄弟“寻各逃归，累年隐匿”，寻找报复机会。终于，在开元二十三年的某夜，张氏兄弟狙击杨万顷于洛阳魏王池边，合力将其斩杀。整个复仇案的前因后果，与何孚复仇多有相合之处。显著不同者，一大仇得报，一功败垂成。张氏兄弟被捕后，针对案件应该如何处置，朝堂上出现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以宰相张九龄为首的一派有感于张氏兄弟的孝烈，主张免去其死罪；以裴耀卿、李林甫为首的另外一派则坚持：“国法不可纵报仇。”从礼、法分野的视角看去，张九龄自然属于礼治派，而裴、李则属于法治派。最后，唐玄宗接受了法治派的意见，他指示河南府对张氏兄弟执行死刑，并特意发了一道敕文晓谕天下：“设法，事在经久，盖以济人，期于止杀。各申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夫，展转相继，相杀何限！咎由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皇帝虽然表了态，老百姓似乎并不买账。据说，张氏兄弟被处死后，“士庶咸伤愍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旧唐书·孝友传》）他们还自发集资为张氏兄弟修义井，并把他们葬在寸土寸金的北邙山，甚至担心杨家人掘墓，故意做疑冢数处。

为亲复仇，源于人类保卫种群的自然本能，又有儒家经义的加持，因而成为传统中国人不可遏制的文化冲动。这从何孚复仇周期之漫长、计划之周密、行动之冷静中可见一斑。面对这种具有广泛社会群众基础的文化行为，历代政府所能做的，绝不应该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杀了之，一律宽宥似乎也不可取。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为报父仇，变姓名为驿家保（其苦心孤诣与何孚如出一辙），杀死御史赵师韫。针对该案，武后本欲赦死，为左拾遗陈子昂谏止。陈子昂开出“先诛而后旌”的方子，认为如此处置，礼、法可得两全。这一方案得到了当时各方的认可，然而若干年后，身为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柳宗元认为：“旌与诛，不得并也。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新唐书·孝友传》）继之，柳宗元依据“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的《春秋》经义，区分为可复之仇和不可复之仇：如果徐元庆之父是被赵师韫枉杀，元庆伸冤无门，则复仇者无罪；反之，如果徐父本身抵罪触法，陷于大戮，师韫不过是依法行权，则复仇者有罪。

按照柳宗元的逻辑，何孚的灭族之仇到底该不该报？何孚一家原在京城的宅院豪华气派，一座自雨亭巧夺天工，可见其父为官之廉洁性颇值得怀疑。纠弹官邪是御史中丞的职责所在，林九郎弹劾何孚之父，本无可厚非。可问题在于，何孚一家落败后，其豪华宅院竟落入林九郎名下，就此而言，林九郎很难洗脱蹊田夺牛的嫌疑。按照何孚的说法，何孚的生父之所以遭林九郎构陷，只因其风度翩翩，得圣人赞誉，引发了林九郎的妒忌之心。这一点和历史上李林甫的性格做派有几分相合。据两唐书载，林甫不学无术，因而“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一次，玄宗当着群臣的面赞美兵部侍郎卢绚风度不凡。次日，李林甫就对卢绚的儿子说：“令尊素有人望，圣人有意让他到交、广一带任职，令尊如若担心远行不便，倒是可以请老辞官。”卢绚听了，果然怕了，乖乖地提交了辞章。据说，李林甫府中有一处厅堂，形如偃月，号月堂。每次，当李林甫想要陷害某位大臣的时候，他总要进入月堂苦苦思索谋划，一旦他喜形于色地从月堂出来，肯定有人因此灭门破家。综合史书的记载和电视剧的剧情，何孚之父虽未必是个清官，但林九郎害人在先，何孚作为苦主，为亲报仇师出有名，应该得到律法的网开一面。

长安十二时辰危机重重，肇因何在？追根溯源，似乎都可以归咎于林九郎奸臣误国。正如剧中何孚所言：“如果没有林九郎压制百官，我大唐才子都将有在圣人面前一展才华的机会。”于是，何孚的刺杀行为在报私仇的性质基础上，又多了一层为国除奸的公益色彩。可是，对于林九郎的妒贤嫉能，圣人难道不知道吗？晚年的玄宗曾对给事中裴士淹论朝中文武重臣，给已经去世的李林甫的评语是：“是子妒贤嫉能，举无比者。”裴士淹也是耿直，不客气地回了一句：“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玄宗无言以应。（《新唐书·奸臣传》）

由此可知，为亲复仇固然有其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同时与整个的律法制度、吏治状况乃至顶层设计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复仇从历史中来，也或许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拨动国人敏感的神经。观照现实，似乎不可把何孚复仇案当作可有可无的小说家言。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