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政的故事(十八)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在我们所走过的日子里,既有取得成功时的欢乐,也有遇到挫折时的沮丧,正是在这欢乐和沮丧中,我们日益成长。新中国所走过的法治道路也同样如此。从今天起,本报将连载1982年2月入华政读研、且曾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教授的系列文章:“华政的故事”,通过华政这所法科大学近70年的发展历程,折射出新中国法治建设不平凡的进程。

□　何勤华

华政的传承:厦门大学的遗产

为华东政法学院的成立作出贡献的第三所大学,就是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由爱国华侨陈嘉庚(1874-1961)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是国内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大学之一,被誉为“南方之强”。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借集美学校举行开校式,聘邓萃英为首任校长。初创时为私立,设有师范(包括文、理科)、商学两部。同年7月4日,林文庆接受陈嘉庚邀请继任厦门大学校长,陆续增设工学、新闻、法学、医药等科系,初步建成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到1930年扩充为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21个系。1936年学生由开始时的136人发展到300多人。1937年7月1日,经陈嘉庚函请,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将私立厦门大学改为国立。9月4日,由于日军侵犯厦门,学校决定迁入闽西长汀,于1938年1月抵达。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教学,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到抗战胜利时,厦门大学设置文、理、法、商4个学院、15个系,学生从30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

1945年9月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汪德耀博士为国立厦门大学校长,大学本部开始迁回厦门。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厦门市军管会于10月20日委派军代表接管厦门大学。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经济学家王亚南(1901-1969)为厦门大学校长。1951年,原省立福建农学院并入厦大,改成厦门大学农学院,原私立福建大学的政治、法律、经济三系并入厦大。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大调整,厦门大学成为文理科的综合性大学。原来的航空系、海洋系、土木系、电机系、机械系、法律系、企管系分别于1952-1953年陆续调整到南京航空学院、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

法学院是厦门大学历史较为悠久的学院之一。1926年6月,厦门大学设立法科,下设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系。1930年2月,厦门大学改科为院,法科改为法学院。1934年6月,法学院与商学院合并为法商学院。1937年7月底,法商学院中的法科停办。1940年秋,原福建大学法学院划归厦门大学,与厦门大学商学院中的政治经济学系合并,组成厦门大学法学院,同时复办法律学系。1950年9月,厦门大学文学院、法学院合并为文法学院。1952年学校撤销学院建制,厦门大学法律系于1953年被撤销,并入华政。从厦门大学所保留的文献(笔者委托厦门大学法学院吴旭阳副教授查阅了厦门大学的档案)和华东政法大学档案馆所保留的文献,都清楚地显示了厦门大学当年的法学教师,如当时的法律系教授漆竹生、李景禧、薛祀光、陆季蕃、史家祺、柯凌汉、陈朝璧、徐汝瑚,助教林光祖、陈安等,没有一个能够转入华政。

而厦门大学的学生,则有53名转入华东政法学院。他们是刘松茂、柯景行、杨成祖、方仲卿、叶秋生、许玉山、叶生涯、吴孝全、王金镖、陈欠水、蔡明标、张斌生、张蕴烈、黄茂桂、陈桢、吴翠华、陈元璋、周佩珍、潘祥扶、王文华、李伯钿、陈鹏生、庄亨浩、许炳铭、林魁木、潘启能、施义明、张碧瑛、吕芝莲、杨春暖、姚铭全、林庆勋、姜斗南、张雪生、张耀祖、柯贤山、傅开泉、何建中、郑明旦、林景仰、施荣华、童从善、任万裕、林海澄、汤从心、卢柏书、蔡恩保、邱杏兰、柯振声、詹友三、钱德杰、陈振德、阮傅聪。

当时学生转入,本来是想打乱后插入到华政原有的5个班级中,但后来考虑到华政开学已近1年,学生班级应相对稳定,故决定厦门大学转来的学生单独组成一个班级。这些厦大转入的学生,后来都很,顺利毕业,并分配至法制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各个岗位。虽然,这些学生入学、毕业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他们对华政母校的感情还是非常深的,尤其是陈鹏生(出生于1932年)、张斌生(出生于1935年)、庄亨浩(出生于1935年)、黄茂桂(出生于1929年)、吴翠华(1933-2015)、任万裕(出生于1933年)等一批校友,不仅自己成就斐然,而且和华政的联系也很密切。

厦门大学的法科于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年8月得以恢复,于1984年成长为政法学院,1998年更名为法学院,并迅速成长为全国法律院系中最早一批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单位之一,也成为南方法学教育的重镇之一。而在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厦大法律人骄傲的是薛(金+闰),后改名薛人,薛夷风和周苇航“一家三代厦大法律人”的故事。

薛人、薛夷风和周苇航三代毕业于同一个大学厦门大学同一个法学院厦大法学院,这种情况全国极少,不仅表明了薛人、薛夷风和周苇航祖孙三代对法治理想的执著与追求,也表明了新中国法治事业的薪火相传,代代有人。它是厦大法学院的一段佳话,也是中国法学界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