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推官祁彪佳抗疫的规则之治

　　　　□ 胡伟峰

　　庚子鼠年。新冠病毒突袭人类，一场规模空前的阻击战不期而至。“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涌现出了许多奋不顾身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这其中，不乏人民法官的身影，他们或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或善意文明执行，实现抗击疫情和保障民生两不误，或深入社区、交通枢纽进行疫情防控，乃至逆行在疫区提供志愿服务。所谓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时间回溯到300多年前的明末抗疫战斗中，同样也有这样一位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于水火的“法官”，他就是曾任福建兴化府（现莆田市）推官的祁彪佳。

　　祁彪佳出身越中大族，得益于良好的家庭环境，彪佳自幼徜徉书卷之中，兼之禀赋非凡，因此天启二年（1622年），20岁就中了进士。次年任兴化推官，专掌刑名，到任之初，因为年少的缘故，官署同僚认为其“少年得第，必恃才凌物，不肯详求民隐”，市井人物则认为其“少不更事，单纯可诳”，故无论是官吏或百姓都对其较为轻慢。数月观察后，祁彪佳对当地风土，狱情钱谷，洞若观火。当审理案件时，祁彪佳惩治狡猾的不良胥吏；禁止世家大户兼并土地，欺压民众；杜绝贿赂，清正廉洁；判案剖决精明，无冤抑之事，官民都大为畏服。除了善于明断是非，祁彪佳还长于撰写判词，其判牍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优美，斐然成章，为后世称颂。汇集祁彪佳初为推官四年间写成的约1300道判词而成的《莆阳谳牍》一书，在中国古代灿若星河的判例判牍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文编成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判例判牍（全12册）》的第五册。能在收录中国古代先秦至明清代表性的判例判牍文献编成的12册判例集中独占一席之地，足见祁彪佳的卓越司法才能。那些闪烁着其侦破、审理疑难案件智慧光芒的判词，对于今天的司法工作者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作为儒家士大夫的典范，祁彪佳胸怀家国天下，身居庙堂则匡扶天下，运用审判权维护社会公益，即便退隐乡间亦初心不改，致力爱护黎首。祁彪佳所处的崇祯一朝，政府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北方外患、频发的自然灾害和烽烟四起的农民起义，内外交困，对于肆虐的疫灾，无力亦无暇赈济。民众求助无门，只能坐以待毙。如“崇祯九年（1636），从春至夏，越中痢疾盛行，死亡相枕藉，有阖户僵卧无一人治汤药者。”“崇祯十年（1637），杭州大饥成疫，遍处成瘟，死者甚众。”“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浙江大疫，十室而九。”“崇祯十四年（1641），大旱，民人饥，疫。鬻子女，售田舍，野有饿殍。”危难之际，以侍养母亲为名告归多年的祁彪佳挺身而出，承担起赈济的重担，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救助百姓。

　　延医施药

　　祁彪佳的日记中描述了这样的景象：“盖彼日烧桂煮玉，即无事不能一果腹，一旦踣卧，那复有囊中钱，以故望一匕如九转丹不可得，头才岑岑通，生理便尽”。即荒疫并行，物价飞涨，百姓无事尚且不能求温饱，何况生病，更是无钱寻医问药。为了让受灾的民众能及时获得诊治，祁彪佳联合当地乡绅，创设慈善病坊和施药局，免费为民众提供医药和诊治。

　　为了使延医施药规范有序，以便惠及更多灾民，祁彪佳事先与其他乡绅多方协商，草拟延医募药规范九条，内容包括：立捐助名录簿分发十人遍传，随意捐助，多寡勿拘，募完之日，将捐助者名号刊刻成书，以表彰善举，激发民间的捐助热情；延请龚太宇、张景岳、凌敬泉、吴竺、徐昱峨、王培元、傅会宇、王澄阳、唐九友、童五莱、秦亦仁、吴兴参等越中名医，每日轮两名医生至药局当值问诊，每人以六日为期一换，轮流为民众诊治；医局设于水陆交通方便之处，便于携载诊视；病者或在危急，不能扶携，须遗家属详语病繇，以便付药；医生每日早至，傍午而散，不得再应别家延请，以防止病者过午往返溽暑中，病情加重；医生仅诊治，办药由志愿者轮流按约负责；建立诊脉档案，复诊时，可简阅旧方，斟酌增减；按先后顺序分发看病筹五十枝，取药筹百枝，照筹为序，避免拥挤踣跌；药局备桌椅，以备病者憩息。此外，为了广募医药，让更多民众获得药剂，祁彪佳还致书乡贤王云岫、徐日观、赵伯章，乞募药，甚至顾不上颠簸劳累，在晚归的舟中作书，与张介子广募药资本。同时代文学家张岱曾作《丙子岁大疫祁世培施药救济记之》一诗赞其施药救民的事迹：“昨日残冬天不闭，辟历一声走群厉，夏来疫气填村市，亦效市人欺贫子，灯昏室暗飞蠛蜢，阖家僵卧呼天公，日无薪水夜无箦，梦想不到求药石。宰官道念切恫瘝，百草辇来聚若山。药王乱掣天医簿，岐伯不至雷公怒……医者闻名药闻气，残喘皆能起床第。须臾全活几千人，仁人见之皆效颦。因思世界尽如此，死兵死赋均死耳……敢借宰官医国手，天下精神尽抖擞。”

　　在祁彪佳的带动下，乡绅大力支持，纷纷慷慨解囊捐资捐药，使延医施药得以长效，万余民众获得救助。施药的良好成效，得到了多地仁人响应效仿，因之获救的患者更是不可数计。

　　施粥掩骼

　　古代疫灾绝大多数继发于自然灾害之后，由于灾民缺乏口粮，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增加了疫病发生扩散的可能。向灾民提供粮食是非常关键的赈济措施，“救荒法，如煮粥者善”，设立粥厂施粥曾广泛推行。崇祯十三年（1640年），面对越中大水引发的疫灾，祁彪佳与明末大儒刘宗周分区赈米，设粥厂施粥，病者药之，死者埋之，深山穷谷，无不亲历。同时代学者张履祥在《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一《言行见闻录》中记载：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济物，于人必有所济。祁先生实心干事任也。赈济之日，寅而出，酉而入，以粥担，医生自随，郡中既设法赈济，穷乡深谷无不至。遇饥者，先与之粥，病者，与之药，因与之米、麦、银、钱有差，死者为棺。日行数十里不知倦，虽污秽臭恶死人之旁，必躬亲，力有不及，以门人子弟分任之，不及僮仆，僮仆负担而己，日力既尽乃己。是日所持钱米既尽，又称贷以给之，方快。少有所余，意怏怏不乐也。其济一人，真切如此。”为了避免无计划的施粥可能造成的灾民大量涌入，催生疫情扩散，祁彪佳还倡行由僧人担粥于街巷分施，以及在多地分散设立粥厂，向灾民施钱以买粥等灵活多样的施粥方法。疫灾流行之时，染疫人数众多，多死道路，无棺以葬，形骸暴露，腐臭熏蒸，对疫病的流行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及时埋葬死者可以起到有效减缓疫情扩散的作用，避免因之造成的疫情大规模流行。辛巳荒年引发大疫，饿殍载道，祁彪佳置买义塚山，托僧侣监看，保证深五尺，培土掩盖厚实，祁彪佳日记记载：“某门某村之尸棺，责成于某寺之主僧，埋不深、掩不厚者，挨日察究”。此外，因越中通水处多，祁彪佳还设舟收尸。“午后同三宜师沈求如先生、李含章兄至寓山，旋向领头菴后卜义塚地，仍至繫珠菴与无迹师晤谈，乃归本原。师适驾掩骼之舟以来，予即托其先掩柯山一带浮棺，每日斋饭予独供之。”这些买山掩骼的义行，既减少了疫病的传播，也体现对人的尊严和伦常的尊重，形成了良好的带动作用，许多士绅大户和好善者也纷纷加入捐资掩骼的行列。

　　稳定秩序

　　安定的社会秩序是有效抗击灾疫的重要条件和内容，祁彪佳主要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地方社会秩序的安定。

　　首先，祁彪佳注重发挥民间力量，以身作则，带动乡绅、富者出资出粮，就近赈济灾民，力行慈善，通过仁义感化及资源的合理分配，有效地缩小地方间的贫富差距，调节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使地方间的富者贫民形成和谐的关系。

　　其次，提倡将古代行之有效的治安政策，即保甲制度用于抗疫，其主张：“编甲之法，向为弥盗设也，而救荒亦即在其中。设之而弥盗，犹不无督责之意，故其取效未免少迟。若以此救荒，则编次之间，便寓拊恤之道，民情乐趋， 其效在旦暮矣。”祁彪佳认为，保甲制度如果应用得好，可以起到有针对性地隔离、明确赈济对象、分派救助物资、震慑奸宄，促进地方秩序稳定的作用。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封城、封小区、居家隔离和出入证制度，其措施渊源中仍多少有着传统保甲制度和街坊制的影子。同时，为了克服保甲制度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不足，祁彪佳强调“首重得人”，主张“讲行荒政，全在得人，任得其人，则能每事随宜措置，不至乖疏；任非其人，鲜不败事”。通过推选德才兼备的人去担任保长等，从而行之有效地发挥地方自治救济的作用，减少公共资源不必要的使用，以便能在最需要的地方着力。

　　第三，对于疫情期间的不法行为，祁彪佳主张禁之于早及乱世用重典，“凡以借贷为名，便是抢夺之始，侦探捕擒，岂容私告发之后乎”，体现了注重预防犯罪，消弭于其未发的思想。对于人数众多的不法行为，祁彪佳强调要分清主犯及余党，严惩为首的奸民，余党宽之。在有策略地分化，以小的代价实现人赃现获后，当场申明必立毙之刑，使余党云飞鸟散，其后杀首恶一二人，以安千万人。为了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粮食等物资的供应，祁彪佳还注重官方及时发声，打击谣言，并请官方在城在乡多给告示，如有捏造讹言及强借强籴，亦申以立刻取死之例。

　　设救荒法

　　荒政，是指中国古代救济灾疫的政策、法令和制度。由于中国古代灾疫多发，救荒之法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也有着长足的发展，但呈现出散落零星之状，隐藏在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之中，如何让救荒之法从故纸堆中走出，如何将历代及自己总结的成功救荒经验推而广之，以应对不断的海内灾疫，自崇祯十四年起，祁彪佳开始摘录荒政记录，“凡有一法之可师，一言之可取，俱行辑录，用备采择”，即便其中“有宜于古未必宜于今、宜于彼未必宜于此者，亦且胪列毕备。此如设方治病，不以无病而遂没其方”。在历时一年精益求精的收集和总结下，一部汇聚前人及自己救荒经验而成的通论式荒政著作《救荒全书》完成。全书共18卷8章150则，收录了国史、经、子、文编等共36种，以及明代所刻赈史、荒赈、凡例20余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宗教等方面。全书涵盖了灾前防御储备、灾中救济应对、灾后的告成推赏等环节，集中体现了作者未雨绸缪的救灾思想，灵活多样的救助方式，注重保养发挥民间力量，推崇就近赈济的荒政思想和主张，为后世救荒思想的发展和灾疫救济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如书中提到“救荒使者奉命而出，竣事而还，关系最为重大，钱谷极宜清楚。支发既多端，稽核必须撤底，务使漏卮尽杜，沟脊皆甦，上报天子，下慰士民。”强调赈济事务透明和公开的重要性，尤其是会计赈米数及钱两，对于今天抗击新冠疫情中，慈善机构应及时公开捐赠款项的收支管理及物资分配去向，或许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启示

　　祁彪佳的抗疫事迹，或许可为后世提供以下启示：

　　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作为明代传统士大夫的典范，身受阳明心学影响的祁彪佳是一位积极的入世者，他奉行其父祁承爜“吾儒聚书，非徒以资博洽，犹之四民所业，在此业为世用”的教导，渴求通过学习古代经典，来经国济世，学以致用，即便退隐乡间，仍然不忘使命，积极运用所学保护疫灾肆虐之下的民众。通过抗疫实践，其又进一步深化了对救荒的理解和认识，加以总结汇编，为后世抗疫提供理论指引和方法借鉴，善莫大焉。

　　周密部署，规则之治。抗疫涉及医疗、食品、交通、卫生及治安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也是对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救之者若有心无术，很可能会救民不成反扰民。作为抗疫主持者，祁彪佳善于以全面视野、科学方法进行周密部署。从推官开启职业生涯的祁彪佳在抗疫过程中，尤其注重规则之治。坚持规则预置、遇事循规、依规处置、严守规则。无论是医疗机构地点如何选择，医生如何轮流诊治，施药的费用如何募集及使用，医疗档案如何撰写，或者如何有效施粥，甚至染疫死者尸体如何掩埋，疫情期间的不法事件如何处置等，均有一整套系统而科学的规则和制度，从而保证了抗疫工作的实效。

　　发动民众，群策群力。疫灾面前，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祁彪佳善于调动全社会资源，发挥民间力量一同参与抗疫。身体力行之外，祁彪佳还与周边士绅齐心协力。在其带动下，大批越中士绅参与其间，或捐资施药、施粥、捐棺，或主持粥厂、医馆，普通民众乃至僧侣都积极担当治安工作，实施参与分粥掩骼。正是由于民众的积极参与，才形成了有效的抗疫慈善救助网，有效减少了疫灾造成的损失。

　　（作者单位：厦门海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