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幼女雪冤的清代重臣

 □ 张田田

　　清代笔记《冷庐杂识》卷二《典狱》中记载了道光朝一则冤案平反的梗概：陕西省神木县十三岁幼女李春孩惨死，初审官员神木县县令王致云轻信人犯供词，险些放纵真凶，被省级长官巡抚、臬司发现疑点，委派知府重新审理，错案得以纠正。时任陕西巡抚的李星沅（1797-1851）在文集中记载了该案纠错的详情。（《李星沅集》，王继平校点，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11-112页。）

　　初审官员采信的案情为：李春孩发现自家树上的果子被偷，大声叫嚷，又喊又骂。因偷果的是李苏氏的幼子，李苏氏、李述秀前去劝说时恼羞成怒，便用木棒和树枝殴打李春孩，致其死亡。虽然有意伪装成李春孩自缢而亡，但被发觉。王县令向上级如此通详案情，却被李星沅等要求他再行研讯。王致云最终仍轻信了杀人者的饰词，依“斗杀”律，认定李苏氏应拟绞刑，李述秀为从犯，科杖徒。

　　案件由府审转解至省，臬司傅绳勋与巡抚李星沅面商，发现了不少疑点。首先，死者李春孩年幼，不应与人结怨，伤情却“叠殴致毙，伤在阴户”，惨烈至极，似有深仇大恨一般。若如李苏氏所言是小偷小摸引起的纠纷，他不应下此重手。其次，共犯李苏氏与李述秀，虽系同姓同族，但“无服”即亲属关系疏远，孤男寡女，在果园中，联手行凶，“同殴装缢”，明显蹊跷。是以巡抚李星沅委派西安府知府李希曾再次审讯，揭发隐情，查明凶器，即“究出李述秀向与李苏氏有奸”，凶器“仅一镰柄递换殴打”，终于查明了李述秀主使谋杀幼女的真相。

　　此案实情是，李述秀与李苏氏有旧，当日通奸时不意被幼女李春孩撞见。李述秀知道李春孩家的情况，这女孩的父亲李述友出外卖果，女孩一人留守家中。李述秀决意杀人灭口，携带镰柄，带着李苏氏，追到李春孩家将其残杀。李述秀又打算伪造李春孩在她父亲果园内上吊自杀的假象，不料移尸时被王述法望见询问。李述秀见势不妙，一面谎称李春孩是因骂贼挨打而自寻短见，一面唆使李苏氏替他隐瞒顶罪，让李苏氏认下主犯，“到官照所捏情词，供认殴戳阴户重伤”。李苏氏因“通奸情密”，且听李述秀讲她不会抵命，仅“监禁数年即可减罪收赎”，于是供认上述因临时被骂而动手殴毙李春孩的“斗杀”情节。据此，此案改判，主谋李述秀照“谋杀”律拟斩刑，同谋李苏氏依“从而加功”条款拟绞。李星沅亲讯无异，“将李述秀等一案另疏题报”，由中央法司覆审。

　　李星沅上奏，对原审错判进行追责，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二十一日上“特参神木县知县王致云折子”，说明纠错的经过，指出审判责任：此案“衅由奸私，死系幼女，情殊惨毒”，承审官却草率糊涂，审办错谬，“几至误谋杀为斗杀，误正犯为从犯，童稚含冤，淫凶漏网”。具体而言，王致云“并不虚衷推鞫，认真定拟，辄任犯供支饰，又不辨别凶器，含混招解”，因此，巡抚请旨，将其即行革职，“以为玩视重案者戒”。奏上，皇帝朱批肯定了李星沅等“审讯精详，甚属可嘉”，认可将王致云革职，赞许平反冤案的李星沅、傅绳勋与李希曾“著交部议叙”。吏部奏请将三人各加一级，上谕“改为加二级”。（《李星沅集》，第127-128页）

　　李星沅于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奏谢平反议叙折子”，其中重申了此类案件的审理难度，办理命案，既需要查明事实的技术，又讲究公正判决之心术。

　　查明事实，考验着地方官的能力。初审王县令，草率结案，且不肯纠正，即巡抚“已先据县详批令再行研讯，（县令）仍至草率成招。必俟解省后，委员审明改拟”。为此，李星沅自我检讨，“节经钦奉谕旨，训饬严切，诚以止辟之义即为好生之仁。臣……抵陕以来，凡遇各属谳牍，兢兢以‘情真罪当’四字随时告诫，就案指驳，而积习因循，挽回不易”。应该说，李星沅本人，对听讼办案对于地方治理的重要性是深有体会的。他在“上云麓外舅书”中谈了自己的认识：“良民用薄刑，莠民用重典，则民志不顽而惩创足戒。近今以来，循吏能吏之大凡不越乎此。”（《李星沅集》，第1015-1016页。）

　　公正判决，也有赖于刑官的操守。李星沅既然主张慎重用刑，罚当其罪，除暴安良，便理性地反对当时“救生不救死”的司法恶习：“伏念准情定律，国有常刑；断狱持平，法无幸免。世俗不察，乃由救生不救死之说而回惑深，又有失出无失入之说而趋避熟”。正如学者对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描述的刑幕“四救先生”（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的评析：是非不分、无辜受累，亦全然不管公平正义为何物的“四救”，同时是“四不救”。（蒋冬梅：《杀人者死的中国传统观念及其实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以王知县初审为例，“由救生不救死之说而回惑深”，即办案者心存成见，迷信果报，“情未得而先喜，罪无疑而惟轻”，只顾着少判一死刑可获福报，而不认真调查取证，“供证无凭，承审不实”，往往便惑于凶犯谎言，从而放纵了真凶，令死者沉冤，实属《阅微草堂笔记》所说的“但见生者之可悯，不见死者之可悲”。“有失出无失入之说而趋避熟”，则着眼于错案追责中官官相护的弊病，“或附详记过，或照例开参，视若故常，共相容隐”。一味宽纵、判决不公的恶果便是，“水懦民玩，犯者必多”。

　　李星沅35岁中进士，为官19年，官至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是一个传统型的封疆大吏，长于处理有关钱粮、吏治、漕运之类的事务”（《李星沅集》，点校者前言）。时人熊少牧在《李文恭公诗集序》中，称誉李星沅与陈鹏年、陶澍并列为“吾乡官江南以经济而兼文章之美者三君子”。作为“不十年超居节镇”的“重臣”，李星沅虽进士出身，“于百度庶政，亦非素习”，但为官之后，“凡所设施，协于中正，衡于义理，必上无损于国，下无损于民，然后断然行之，历久而无悔”。（《李星沅集》，王柏心叙，同治五年）对其为官陕西时的司法事迹，在《清史列传》《清史稿》中着墨不多，但从果断平反神木冤案等事例中可见，其对“情真罪当”的追求，亦是其经世济民综合素质的体现。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